原来朱元璋读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与老百姓和国家相比，国君最不重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就是说，国君对大臣礼貌，大臣也对国君尊敬。若国君视大臣如粪土，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此命一下，举朝哗然。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朱元璋宣布朕意已决，谁也不许再说，否则以“大不敬”罪处死。
大家立马静下来了，谁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仍英勇不屈，楞往里闯。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叫他进来说话。钱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陈孟子之不可废，说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废绝，不但中国震动，四夷也会惊愕，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
朱元璋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钱唐舍命闯关，也让他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配享是恢复了，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能听任《孟子》里的大量毒素流传下去。
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删孟”，将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那么，删节的85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民贵君轻”，“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这种删节虽有些可笑，但从专制帝王的心理出发，倒也可以理解。
可也有一些删节，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朱元璋也无法容忍，连同“五亩之宅”之类的话一起删掉了。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施行“仁政”的条文，居然也被删去了。比如这句话：“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批评商纣王的话，也都被删除了。比如：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删孟前，朱元璋还做过一些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统治者的罪恶。可朱元璋却并没有这样做。元顺帝仓皇北逃后，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献俘”典礼，以庆祝胜利。朱元璋却拒不同意，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他说：“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在进军大都之时，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也一概予以尊礼，封很高的爵位，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无道，颂扬洪武皇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但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并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朱元璋还从个人感情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下，他父亲朱五四到处迁徙，终于落得饥饿而死，朱元璋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按理，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这两件事贯穿着同一个意图：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
朱元璋初登皇位，内心有点没底：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究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他认为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
所以，朱元璋要大力提倡“天命论”，就是“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证明它的唯一证据，就是谁最终得了天下。朱元璋的“天命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成王败寇。只要一个人打得了天下，那就证明他拥有天命，别管什么出身、什么手段。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有根脚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之助吗?这样，朱元璋就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合乎天命。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天下。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起 义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朱元璋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事实上，在新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时，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四处镇压自己根据地内的农民起义了。
推翻旧王朝时，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这个弯可不太好转。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玩笑，此乃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朱元璋认为，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但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几十年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更何况，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元朝，毕竟是吃过饱饭的：“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充满愤怒，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而要从“实用”与否的角度考虑。他如此礼敬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礼敬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
“殃归首乱”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遇到了一点难题：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污辱自己，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就没什么责任了。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他们再加把火，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早点还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兴”。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既然天下无道，“天将更其运祚”，被推翻是必然的，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站在“首乱”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实在是匪夷所思。绞尽脑汁，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
说他狡猾也可以，说他愚蠢也可以，说他阴险也可以，说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论构建至此，朱元璋图穷匕见：不论怎么说，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为了说服愚民，他费尽口舌，推导出了宁可饿死，也强于造反之说。他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除了那些“乱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诰三编?造言好乱》一节中说：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
也就是说，从概率论上分析，参加起义和叛乱，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相反，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通过这种“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理论，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要起来造反。
说到这，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有恒产当然有恒心，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你纵然沦为赤贫，走投无路，也不得起造反之心。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而是因为他主张，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臣下也不应该批评，更不应该推翻。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正如黄仁宇所言：“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
朱元璋不一样。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世间一切，包括所谓真理，都要为他服务。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当然要改造它。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