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领域的研究都需要科研人员长期坐冷板凳的坚持。图为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科研人员在进行实验。
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并推出一系列“破四唯”落实措施，引起社会广泛热议。
针对学术评价问题，以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Colin A.Chapman、西北大学李保国教授领衔的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团队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生物科学》发表了题目为《学术博弈及其后果：作者排名、H因子和期刊影响因子如何塑造学术研究的未来》一文，探讨比较生物科学和生态进化学科研工作者学术发展的策略和现状，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近日，针对学术评价标准、体制、影响，以及改进评审机制等问题，记者正常采访了李保国教授及其团队成员。
署名与“被引频次”的背后
科研工作是一项竞争激烈的职业。研究人员必须达到更高标准才能获得职位职称和研究资金。那么，“更高标准”如何衡量、评价指标是否科学等问题至关重要。
该研究的首要目标是评估作者资格、H指数（论文被引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是如何被使用和滥用。研究人员召集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处于不同学科和不同职业阶段的学者团队参与研究。
“如今，生态学和进化学领域对研究人员的评价越来越依赖于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排名、论文被引次数、期刊的影响因子等，这些因素正在塑造着学术未来。”李保国介绍，“然而，这样的评估慢慢的变多地以不合适的方式来进行，这对研究人员，尤其对年轻学者的职业生涯是不利的。”
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里，署名作者数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生物医学领域，发表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每10年增加1位作者，且高影响因子期刊的作者人数往往多于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
“多作者的趋势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使学术研究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例如利用这个模式来增加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这也导致作者资格滥用行为的增加。”李保国介绍，人们普遍认为，滥用作者资格的行为是那些身居要职的学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作者资格，年轻学者除了向权威人物屈服外别无选择。“事实上，慢慢的变多的高级研究人员把他们的学生或博士后的名字放在他们不应该署名的论文上，以帮助他们获得学术职位。这种做法有利于学生，因为它可能有助于他们获得学位或职位，也有利于导师，导师可以声称自己是成功的导师。”他说。
在衡量研究成果中，有一项重要的指标——论文被引数量。通常认为，一篇论文被引用数量越高，其学术水平越高；越是高水平的论文，越需要研究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者论文产出量必然不会太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的论文都被大量引用。此外，研究发现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果——发表的论文越多，被引频次越高。
“在论文引用中，自我引用是一个混乱领域。一般来说，引证自己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和可接受的程序。然而，研究人员也引用他们自己的论文来增加自身引用分数。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自引率最高的往往是被引频次最少的论文，论文作者数量与自引频次之间存在正相关。”李保国介绍。
可以被操纵的影响因子
在通常的学术评价中，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很重要的衡量因素。研究发现，在一些国家的学术界或学科，默认影响因子低于5.0的期刊上的论文没有价值。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价值的论文是那些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文章，甚至认为在较低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会削弱作者的个人简历。
“以我们生态领域的研究来说，一项成果需要长时间积累，即使发表论文，影响因子能达到4或者5就不错了！这样一刀切的评价，简直就是噩梦！”李保国团队成员侯荣博士介绍。侯荣师从李保国，博士毕业后，又跟随Chapman院士从事博士后研究。
期刊影响因子被大范围的使用在评估研究人员的价值，并进一步对个人和学术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这种评审制度迫使研究人员首先将论文提交到影响因子高的期刊，然后在被拒绝后逐步提交到影响因子越来越低的期刊。李保国认为，这种逐步降低目标的做法对刚进入学术研究阶段的年轻学者尤其有害，这种不断的循环可能会让他们沮丧和有压力，并否定他们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潜力。
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所有期刊都以盈利为目的，且利润率高达40%。事实上，在2017年，全球来自科技论文出版的收入估计为240亿美元。2010年，学术期刊的利润率高于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等几家国际企业。
学术期刊操纵着影响因子，尤其是在研究人员最多的领域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在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中，有20%的研究人员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杂志编辑要求他们在一篇提交的论文中增加文献引用，尽管该编辑并没有指定具体的论文或主题。
此外，期刊可以以更微妙的方式增加其影响因子。比如，能够最终靠增加综述和元分析论文的发表数量，拒绝验证性的研究论文，吸引名气大的研究机构以及著名科学家领导的研究，接受热门话题的论文来操纵杂志的影响因子。
“因此，不应过分迷信影响因子。”李保国说。
高级别研究人员要担当
事实上，尽管有大量的文献批评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排名、论文被引次数、期刊的影响因子等这些被滥用的评价指标，但以上这些仍被大范围的使用在决定学术生涯的方方面面。
“学术界很清楚地知道，高质量的研究是那些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和方法，适当的统计，合理的逻辑和适当的文献引用的研究，但有时达到这些标准还不足以被视为高质量的论文。这样的研究可能只有在发表10年或更久之后才会被认可。”李保国说。
侯荣介绍，以团队从事的生态环境研究为例，这一领域要求研究者花费大量时间在野外观测、搜集数据，需要长时间积淀，才能出成果。即便好不容易写出一篇论文，一旦审稿编辑认为某个季节中的数据有问题，他们至少得等到下一年再去重新搜集。因此，在升学、择业、晋升的压力下，很多学生和科研工作者不愿意出野外，只愿待在实验室从事一些“短平快”的研究。
“每个研究人员，尤其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虽然大家清楚地知道弊大于利，但不得不来参与到这项‘学术游戏’中，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否则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科研生涯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侯荣说，“近日，科技部和教育部的联合发文，让我们感到特别振奋。我们呼吁，不要用‘一刀切’的标准，衡量所有学科的研究情况，希望消除或减少使用某一单一指标对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期刊进行评估！”
“我们鼓励学术界改进专家评审机制以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是开发其他评审指标。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评审过程中进行分享和讨论，并在论文发表和基金审核过程中坚持这一原则，这种原则在终身职位获得和晋升过程中特别的重要。
“我们大家都认为大部分责任必须落在高级别研究人员身上，他们应成为执行最高道德标准的楷模，成为年轻研究人员和学生的良师益友，努力根据研究质量进行评估和审查，并建立体制评价标准。
“我们大家都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该首先做出改变。在高等教育机构，研究质量是根据专家评估，而非指标来判断的。特别重要的是，资助机构不能将研究成果货币化，即以货币的形式奖励有产出的研究人员。”李保国呼吁。（记者 张梅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