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由于施康强同学的猝然离世，我开端写这篇班志 | 裘小龙
当年师生摄于外文所旧楼前。第一排左起：葛玲、董衡巽、卞之琳、杨周翰、朱虹、李文俊；第二排左起：黄梅、钱满素、刘象愚、王齐建、赵启光、裘小龙、刘锡珍；第三排左起：胡永桓、赵毅衡、王义国、赵一凡、丁树林。
我国社科院研讨生院外国文学研讨所的同学施康强猝然离世的音讯，在微信群里投下一块不小的石头，激起了一圈圈叹气和追思。他是遭到很多读者推重的闻名翻译家、散文家，可在咱们这些老同学中心，却不仅仅如此。
咱们在1978年一同入学，是“文革”后康复研讨生考试的第一届。施康强攻法国文学，我读英美文学，一同听过不少公共课，但深的往来却不算多。这一届学生的年岁相差很大，施康强是“文革”前老北大结业的大学生；而我，69届的初中生，用咱们董衡巽教师在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是从上海里弄生产组踩缝纫机一路踩上来的。我心里清楚，自己各方面的功底并不厚实，与施康强这样的同学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如此，咱们1981年结业的时分，施康强特别把我拉到一边，脸色红红地说了一通期许、勉励、“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话。
在微信上，赵一凡同学所以给我发了一篇老态龙钟的指示：“外语系大班，英法德语三个专业，算计25人。其间你的年岁最小，并且身处事外，比较中立客观，又长于舞文弄墨。所以呢，我主张你: 无妨考虑收集一些资料，终究给咱们写一篇班志。也算咱们这一代外语英才，谢幕之前还有个告知。”
赵一但凡咱们这一届外国文学专业研讨生的班长。刚入学时，同学之间常常恶作剧说，咱们是“黄埔一期”，有一番作业要做。记住老诗人、翻译家荒芜先生也曾跟我说过，“在科举时代，你们大约都算得上是举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吧”。这天然是老一辈夸大的期许，而在阅历了“文革”十年后，咱们的国家又一次充满了新的期望和阳光，同学们也都个个“少年心思当拿云”……
“更能消、几番风雨，仓促春又归去。”四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此时，赵一凡同学的心境我完全了解。对我、对咱们每个同学来说，社科院研讨生院的三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段阅历。
让我下决心遵嘱写这篇“班志”，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年咱们忙忙碌碌，有不少同学失掉了联络，可在微信的时代，却也领会外地听到片纸只字的音讯。吃惊之余，不免有点像我小说中的那位探长相同，不由自己也要去勘探一番。比如我曾读到这样一条微信：
班上还有一个法语同学，胡永桓。他是江西人，结业后回老家，在当地大学教学。86年我从美国回京，传闻他与领导闹翻，离任创业，一败再败，终究一贫如洗，没饭吃。法语同学几回凑钱救助他，没用，他仍是穷鬼一个，所以找到我，我也拿出600元，其时我的月薪1200元。后来传闻这个老胡挂了……
但微信在这里是破绽百出了，由于胡永桓是英语系的，我记住很清楚。在同学间核实了一下，法文系是有个从江西来的同学，名叫赵家鹤，结业后也的确回了江西。我与他不熟，虽然读研讨生期间他还到我上海家中来过一次，但为什么事，隔了这许多年，却怎样都想不起来了。
那么，趁着现在多少还能想起来、记起来一些，写一点下来——也算是雪泥鸿迹，纵然雪正在此时融去。
当年咱们这一届学生，可分红两批。一批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另一批是外文所为北京师范大学代培的。作为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则供给学生宿舍和教室。不过，是相同的外文所研讨生导师班在带咱们：卞之琳教师讲莎士比亚，朱虹教师讲英国文学，董衡巽教师讲美国文学，陈琨教师讲现代主义思潮，袁可嘉教师讲现代派文艺理论，李文俊教师讲美国南边文学。有时也从外校请来名师就一些专题讲课，如杨周翰教师、王佐良教师、李赋宁教师等。咱们都挤在一个教室里听，也都同住在西南楼学生宿舍里——底子没什么差异。天然咱们也跨言语专业听课，如冯至教师讲德国文学，罗大冈先生讲法国文学……
英语专业是大班，分到两间宿舍，每间住六人，上下两铺，但在北京有住处的同学不想挤宿舍。咱们这间——西南楼107房——因而实住四个。我和赵一但凡同学兼同屋。一凡长我几岁，老觉得我像是他入世不深的小兄弟，要各方面都带着点。说来也巧，107房间里总共住了三个姓赵的同学，因而很快就有了宿舍里的简称，赵一凡——小赵，赵启光——大赵，赵毅衡——老赵。咱们几个如同都挺能折腾的，不久又有了流传到宿舍外的团体外号“三赵一龙”。关于那些日子的一些细节和轶事，我自己也时不时在回想中，许多年后还鬼使神差、面目一新地写进了一个短篇，收入了《红尘年月》中。修改在出书前，还专门与我评论了那篇题为《戎衣》的短篇，说是她读到过的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可我仍是信仰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写作理论，即在写作时作者有必要像匠人相同，对资料不断地加工，到终究都要认不出原型了。作者对此不需多说，读者也没必要在其间索隐。
小赵睡我斜对面的上铺，新婚不久，他一人来京读博，夜深时，107房间中见他孤单的烟头闪耀，人们就恶作剧说，他又在“悔成夫婿觅封侯”了。结业后他去了哈佛，跟名师艾伦读了美国研讨的博士学位，回国很做了一番作业。他写的西方现代文论研讨，我喜爱武侠小说的学生读了，说这是赵教师打通了任督二脉，自己化出来的武功，让后学者学来事半功倍。
老赵，咱们中最有做学问范儿的，人也特勤勉，在宿舍里聊地利还一边做卡片；看到他在桌子上把一张张卡片摊开来，就知道又有一篇新的文章快宣布来了。他刚结业就拿了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去美国，接着在英国任教，退休后又回国在四川大学授课，成了符号学的威望。几年前我去成都参与一个会，老赵冒雨到宾馆来看我，聊得很晚，物是人非，人是物非，却又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但凡不能说的只能在缄默沉静中省略。”终究，他太太打电话来催了，在朦胧的路灯下，我看他逐渐融化在雨中的背影——又想到了“巴山夜雨涨秋池”。或许，反而是诗能说出咱们很难说的点滴？
大赵，爸爸妈妈都是名校理工科教授，他自己写文学批评也独具一格，条理清楚，像一个个公式摆放。他与我在西南楼时都归于BC（独身）沙龙，沙龙成员人数不少。夜里，西南楼过道里偶然还能听到戏仿阿Q的嘶鸣，“吴妈，你在哪里？”（后半句来自其时一篇有名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也算互文性运用吧。）大赵晚上常出去约会，他不说，但咱们都心照不宣；结业后他给我寄了一张他与新婚妻子的合影，去了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卡尔顿学院教我国文学，更成了常常会出现在我国电视节目上的嘉宾，讲有关我国和美国各式各样的问题。惋惜由于一次意外事故，大赵却英年早逝在美国。
在不住西南楼宿舍的英语系同学中，黄梅是我敬重的大姐。不仅仅由于她一点儿都不像赤色将门之女，或由于在我困难时她无私地施以援手。我更记住她在结业时对我的吩咐，说她新近也喜爱写诗，但现在已然读了外国文学专业，只能老老实实做学问。她接着去了美国持续读英美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灰姑娘在文学作品中的原型研讨，在美国出书后颇受学界的好评。这些年来，她的话我一向不敢或忘，却仍是阴错阳差地写起了小说，做学问的时间多少打了扣头，常常想起时不由汗颜。几年前，我有一次在北京参与M世界文学节活动，真实凑不出时间聚一聚，干脆把她也约到了CAPITAL M西餐厅。她仍旧打扮得非常朴素，一如当年在社科院研讨生院，那家高级饭馆的服务员猎奇地问我，我身边的阿姨是不是我要介绍到这里来打工的？我简直气炸了，可黄梅却很快乐地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感谢我带她开了洋荤。
钱满素同学是另一个公认的才女，结业后留学读了美国研讨的博士学位，与黄梅差不多时间回到了社科院外文所。有一年我去北京参与意大利大使馆安排的文学研讨会，住进了清朝年间曾是盛宫保的宅邸、49年后成了康生的寓所、“文革”后又改名为“竹园”的宾馆里，钱打电话进来，跟我谈起了美国的政治正确问题。她觉得状况适当严峻，不正视不可，从美国前史讲起，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我听着、听着，忽然有时空紊乱之感，窗外的竹叶簌簌作响，像在叙述着更悠远的故事。现在想起来，钱满素不愧是做美国研讨的，她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这一切到了特朗普的时代产生了越发严峻的成果。
还有两个英语系同学，平常也不来西南楼宿舍。王齐建同学分到我上铺，但他姐姐是新华社驻外，在北京有房子，他的舱位成了我的杂物堆积处，乃至还挂了滴着油的上海腊肠，但他从未说过我什么。一些年后，他在纽约大学读了博士学位，我在网上看到过他戏背着妻子奔驰的相片，仍然伉俪情深，一派“芳华作伴好返乡”的容貌。胡永桓同学往来最少，简直从未在宿舍出面，后来也没联络。
107房周围的一间也是英语系的。其间刘象愚同学结业后留在北师大，出了好几本有影响的翻译作品，也曾到竹园宾馆与我一同品尝了最正宗、最原型的宫保鸡丁——上面撒满了西南楼的回想，像数不清的红辣椒。王义国同学是厚道人，食堂就餐券分细粮、粗粮，他常借细粮券给吃不惯窝窝头的我，但我大意，屡次借了不还，他只能一次次“提示”我，可仍是持续借我；结业后他去了另一所大学，也取得了超卓的成果。在那一间宿舍里，还有丁树林同学和刘国彬同学，都是性情中人，只惋惜结业后逐渐失掉了联络。
法语系的也有几位已失掉联络的同学，如朱延生、李延生同学等，咱们的触摸原先也不算多。不过，那些日子在西南楼住的几个同学还适当熟，他们的房间就挨着107房的另一边。吴岳添是班支部书记，一向像老大哥似的照顾我。他后来在外文所担任过科研领导作业，自己也著作甚丰。郭宏安同学更是成了法国文学研讨、翻译的威望。一位李姓同学原先交游不多，只知道结业前他就在光大集团找了份薪资丰盛的作业；罗大冈教师当着咱们很多学生的面，对他的弃文从商的挑选严词批评了一番，李同学垂头受教，过后喃喃说这是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一点点没有怨言，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还有几个法语系同学，在研讨生院时的往来不过泛泛，到结业后却因种种机缘，触摸多了起来。大约从上世纪末始，我每年都得去法国为我的小说促销、签售，而几位老同学也都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拓荒出一片自己的六合。他乡遇故知，似乎立时缩短了从前的间隔。如金德全同学，没结业就去了法国留学，旋而从商，成了法国一家大公司在上海的署理，干得风生水起，还特意在浦东的滨江公寓中，款待我女儿吃法国牛排。如胡承伟同学，在十多年前的一场巴黎书展上，他和北岛一同出现在我展位前，说是看到了我的宣扬海报，一路找了过来。这今后，每年我去法国打书或参与文学活动，都会与胡碰头。他在法国电台作业，我的《红尘年月》在法国《世界报》连载时，他简直同步把故事翻成中文，一篇篇地放到了电台网页上，乃至都没问过有关稿酬的问题。中译本后来在香港出书，还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最佳中文小说之一——其实是他的中译文。他在离埃菲尔铁塔几步路的当地租有公寓，地段好，价钱廉价，这些年一向没挪过地；来巴黎的朋友都要去铁塔一游，他也都得款待，常忙得不亦乐乎。
施康强同学是破例。1981年研讨生院结业后，咱们就再没见过面。不过，咱们一个一同的朋友前些年编《万象》杂志，我在刊物上读到了施康强写的多篇散文，出人意料地充满了旧时江南文人的气质和情怀，博学儒雅却又有着现代理性。具有挖苦含义的是，那种倾盖如故的感觉（至少就我而言）是在咱们结业后多年才不期而来，是由于他那些并不是谈法国文学的漫笔。这些年回国的次数多了些，总认为会有时机再聚一聚，惋惜终究仍是缘悭一面。
德语系最小，大约就四五个学生。现在较想得起来的是杨武能、章国峰同学。特别是杨武能，他在咱们同学中年岁最长，考研时听说已在本来的单位里评上了中高级职称。四川人，爱吃辣，带了个煤油炉，在西南楼的宿舍里单独“经济实惠”地解馋，伴着一阵阵花椒、胡椒的味儿坚强地冲进咱们的房间。德语系还有两位同学，一姓李、一姓舒，但都不太熟，只勾得起含糊的概括……
所以想到，在赵一凡班长要我写的班志中，二十五名同学不过提到了一半左右；几个写到了的，也仅仅是像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中所写的，喃喃念了一下姓名罢了。“现在，或是在将来时间，/ 那一切披上绿色的当地。/ 都变了，都已完全变了……”特别是关于赵家鹤同学，我都无法确认那条微信音讯的真假，也无法像叶芝在诗中那样充满信心地断语，“那种可怕的美现已诞生。”
但继而又想到，在我国这些年巨大的改动中，咱们这些同学大多还坚守着本来的专业，在鼓励尽自己的本分。“青山遮不住，究竟东流去。”咱们虽然早过了自诩为“外语英才”的日子，但或许还没有必要去沉溺于谢幕前的慨叹。
那些日子里，外国文学研讨所的所长冯至教师是闻名的诗人、翻译家。他曾签名送我一本他自己的诗集，我被宠若惊，特别喜爱其间的这样几行：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相关，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照应，
咱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咱们的生命。
后边两行我改写进了自己的诗，“咱们遇到的一个个人，/ 都融进、塑成了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社科院研讨生院的同学们也的确如此。
按赵一凡同学所拿手的后现署理论来说，人的自我是在与别人触摸、往来、互动的阅历中不断建构、解构的。这并非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发作，而是经过一个绵长的进程逐渐出现。在其时或看不清楚其间的相关，而要到后来回想时才明晰起来。正是在关于这些同学的回想中，我意识到，自己至今之所以还没有太违背当年挑选的文学专业，很大一部分要素也是由于咱们班的同学们。就像艾略特在《小吉丁》所写的：
你认为你所以来的意图
仅是一个外壳，含义的外壳，
在意图实现时含义才会从外壳中
迸出，要不是你就没有意图，
或是这个意图超过了你估计的结尾，
在实现时又以改动。
这也是我在刚开端写这篇班志所未曾想到的。其实，尽力去描绘我自己了解或不那么了解的人，也是要对我自己是怎样的人，从头企图作出一番描绘。在这个含义上，我知道到我不单单是我，一同也是另一个，也是这些同学们；要真实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感念之意，是要与他们一同，把咱们的班志持续写下去。
作者：裘小龙
修改：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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