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被无神论者们视为“邪恶”根源的宗教，如今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积极而必不可少的部分。
秉承不可知论的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在最新的著作中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无神论哲学家约翰·格雷一再强调，无神论并不是理性人的自然天性；理查德·道金斯表示，只要宗教还能阻止人们做坏事，它就是对社会有益的。
宗教无疑会引发血腥冲突，但它也促进了一些亲社会行为。根据考古学发现可知，我们的祖先除了要填饱肚子，还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符号世界中。
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在他的《人类进化》（2014）一书中总结道：“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要转折点，因为随之到来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文化。”而且，伴随文化出现的还有宗教。
起 源
迄今，关于宗教起源的假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大神灵”理论（Big Gods Theories）和“虚假代理”理论（False Agency Hypotheses）。
“大神灵”理论认为，先民构想出具有惩戒能力的神灵，以警示人们越轨行为背后的巨大代价，从而构建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宗教将人们对神灵的敬畏转向人世，激励他们行善事，促进社会整合。
然而，“大神灵”理论受到了广泛批评。
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约瑟夫·瓦茨调查了“大神灵”在史前人类社会和当下狩猎采集部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大多数存在‘大神灵’观念的社会，都和一神信仰有关，这是一种近似于‘上帝’的观念，它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出现之后，又继续发展了几千年”。
也就是说，“大神灵”并不是宗教的普遍特征，它们的存在与大规模社会有相关性，但并非因果关系。
“虚假代理”理论也不具有更好的解释力，该理论几乎将先民想象成迷信而且神经质的家伙：他们都以为灌木摇晃是因为神灵，而不是风。但是，先民的这一认知错误在进化历程中反而是有利的，因为灌木摇晃还可能是捕食者出现了，其结果就是那些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先民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而那些不相信的人死去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进化选择了那些错误认知。从此，宗教幻想成了人类认知经验的一部分。
然而，该理论很容易被驳斥，对今天的土著部落进行观察，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着充分的认知。他们知晓周围环境将要发生什么，并尽量不犯错误，这才是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的真正原因。
“出 神”
100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集体活动能产生一种被他称作“集体欢腾”的体验。当人类聚集在一起演奏音乐、参与仪式的时候，就会产生集体欢腾的感受。即便仪式结束，这种感受也将长时间地萦绕在参与者心中，挥之不去。
△埃米尔·涂尔干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
也就是说，集体欢腾的体验，是一种宗教的或类似宗教的集体凝结力量。
涂尔干的这一解释，在关于宗教起源的“出神理论”（the Trance Theory）中再次出现。该理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集体欢腾体验，让他们的意识状态发生改变。由罗宾·邓巴领导的一个牛津大学多学科团队，正在研究和发展这一理论。
△罗宾·邓巴是牛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其领导的一个多学科团队，正在研究和发展关于宗教起源的“出神理论”
该理论让邓巴饶有兴趣，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因为它抓住了宗教现象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而这正是“大神灵”理论和“虚假代理”理论所欠缺的。
“这不是神学理论中的细节，而是真实而原始的情感体验，其中有关超越感的神秘因素，只有在出神状态中才能被充分感受。”邓巴指出，超越感和彼岸世界，在任何形式的宗教体验中，都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呈现。
那么，该理论如何解释人类进化？在今年的牛津国际科学和宗教协会会议上，神学教授西莉亚·德恩－德内蒙（Celia Deane-Drummond）讲述了直布罗陀猕猴的有趣行为。人们将相机绑在猕猴身上，以追踪它们的行踪。
其中一段录像显示，有时候，猕猴会盯着日落这样的壮观场景出神，对身旁的诱惑置之不理——比如一棵无花果树，这在平时可是不可抗拒的诱惑。显然，猕猴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
邓巴认为，几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在这个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演奏音乐、跳舞和唱歌。当这些活动中的同步性和集体性变得足够强烈的时候，个体就有可能进入“出神”状态。
这期间，他们不仅能感受到当下场面的恢弘，还能体验彼岸世界的神秘：他们遇到了祖先、神灵和神兽，这些身临其境的体验极具诱惑力——所谓的宗教热忱也由此诞生了。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因为“出神”状态促进了内啡肽的大量分泌，从而有助于缓解压力、增进群体联结感。
换句话说，这种被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被证明是有利的：人类渴望通过与他人联结获得集体狂欢，这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会群体能够最终靠分享强烈的情感体验，实现群体规模的壮大。
仪 式
“出神”状态通过促进内啡肽的分泌来实现社会联结，该假设是可以被测量与证明的。通过对不同宗教场所中的现代宗教仪式的考察，研究者证明它们确实促进了内啡肽的分泌，从而产生亲社会效应。
即便在具有较少集体同步性的英格兰礼拜仪式中也是如此。在那里，人们只是一起站着唱歌、跪下祈祷，而有些宗教仪式更具狂欢性，还包含跳舞、吟唱。
部落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机制。邓巴在《人类进化》中提到这样一个例证：在南非的圣布希布族中，当大家族的关系因争吵而开始瓦解的时候，“出神”状态的舞蹈更有可能发生。有损家族关系的不公、傲慢、冷落，通过“出神”状态似乎被一笔勾销了，家族秩序得以恢复。
“出神”理论还有一个优势：它是能给人带来高峰体验的宗教仪式，不需要推测古人是否信仰神灵与灵魂。它另辟蹊径，从仪式的角度来把握“宗教”一词所涉及的多种不同现象。
“宗教何时产生并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宗教不只是一个现象，”康涅狄格大学的宗教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说道，“超自然力量和道德伦理等各种因素，在何时开始汇聚在一起，才是一个好问题，而答案就是，它们总是通过仪式相遇。”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历史发生了另一个变化：人类祖先不仅能维系更大的群体，还能建立更大的定居点。当村庄和城镇出现的时候，它们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压力，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需要新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压力。
教 义
在“教义宗教”中就能找到释放社会压力的方法，它是通过宗教系统的建立来实现的，这中间还包括牧师这种神职人员的职业化，以及寺庙、神殿这样的神圣空间的出现。教义宗教的特征，使得它可以复现原先仅基于萨满仪式的宗教热忱，并且增强了宗教信仰的亲社会效应。
△萨满是北方民族的原始信仰
因为，以神圣空间、祭祀和盛宴这样的视觉化形象出现的宗教教义，确立了祖先、神灵或上帝的存在；它赋予岁月流转与生活日常以意义，同时将由“出神”状态中获得的超越性体验，转化为由雄伟的寺庙与神殿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体验。
“教义宗教”所延续的早期信仰中的亲社会效应，确实让人类社会群体慢慢的变壮大。
然而，在宗教经验被制度化之后，宗教内部的一种紧张关系也出现了。在舞蹈与追逐中获得的身临其境的“出神”体验，与一座宏伟建筑带来的精神升华，毕竟是不同的。后者的感受似乎总要单薄一些，前者所感受到的那种鲜活，是很难被整合到一种制度中去的。
因此，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的“祛魅”，似乎就成了大规模社会凝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和 解
此时，宗教似乎陷入了两难：采用呆板的仪式，却能保证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功用；保留原始信仰仪式中的欢腾与鲜活，却导致社会失序。宗教会同时带来血腥暴力和社会善行。
这正好体现了“出神理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同时存在两个解释维度：一者强调精神层面的诱惑力，另一者强调社会层面的功能需要。这是至关重要的结合，人类祖先必须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上同时具备生存能力；单方面的技术进步，或者单方面的社会进步，都会让人类的发展变得不可能。
人们常说，今天的人类遇到了很多麻烦，从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到社会化媒体上的口水战，都源于我们的部落主义本性：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同一个群体，同时妖魔化其他群体。
致命的是，这种倾向几乎深植于人类的进化史。无论在哪个领域，我们都注定要与别人发生冲突与争斗。如果“出神理论”的解释是合理的，那么它就说明，人类进入群体生活是因为人类在“出神”状态中，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体验。正是这种超越性，让人类祖先彼此联结到一起，走向更大规模的社会。
如果我们渴望归属感，那么我们也会渴望与“更多数”相连。这个“更多数”，我们大家可以用无数种方式构想它。它也许会帮助我们超越部落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缓解社会紧张局面。
如果它曾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了下来，那为什么不能帮助现在的我们渡过危机呢？
编译 | Fiona
排版 | 邓书婷，S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