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外附”的芳华年月，一代特招的外语幼童
“北外附”的芳华年月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0.1.6总第931期《我国新闻周刊》
张永彪教师快85岁了。碰头时，问他喝拿铁仍是卡布奇诺，他没有反应，问他latte仍是cappuccino，他马上说“latte就好”。
从1963年起，张永彪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往该校隶属的外国语学校，以大学英语系一年级教研组组长之材，“屈居”而任附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整整当了15年中学教师。
1963年，是我国外语教育面对严重调整的一年。
据北外附校参谋陈琳教授回想，新我国建立初期是俄语“统一天下”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一个小型外语教育作业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由于国际局势的改变，全国学俄语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了。英语是全球运用范围最广的言语，往后很长时期仍是要以学习英语为主，开展包含六种联合国官方言语在内的多语种。而且，外语教育要从儿童抓起，“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
由此，一批千挑万选的外语幼童走进了1963年在全国开办的外国语学校。
万里挑一的海选
1963年头夏，陈珊珊从中南海邻近的丰富学校三部六年级结业，与爸爸妈妈商议报考哪所初中。
母亲张茜是文艺活跃分子，曾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作业，希望女儿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父亲陈毅却说，国家很需求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是兴办这批外校的首要推手之一。
依据周恩来、陈毅等的指示，1963年3月，教育部发布告知，在全国筹建外国语学校。除已有的1959年开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中学和1960年开办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外国语学校）外，决议在上海、南京、长春、广州、重庆、西安6市各新建一所外国语学校（1964年天津、武汉和杭州各新办一所），实施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贯制。原本只要高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中学增设初中部和小学部，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隶属外国语学校”。
听了父亲的话，陈珊珊填报了北外附初中。
6月，崇文区天龙寺小学六年级学习尖子、大队委马志学被班主任喊去说话。班主任告知他，学校有一个引荐报考北外附的资历，校方希望他去考。出生于一般工人家庭的马志学从未传闻过什么“外附”，原本一心想报考26中，但由于教师做作业，仍是不太甘愿地填报了外附。
7月初，举行了北京市小升初统考，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总分200分。十几天后，马志学就得知了考试分数：199.5分（其他同学要8月下旬才知道）。一同，还收到面试告知。
7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北京市六个面试地址一同敞开。马志学被指定去的是坐落平和门外的外附本部。他届时，长龙现已排到了校门口。
面试时，考生被问及抱负志趣，还要当场走几步路，歌唱或朗诵。教师用多语种领读字母、单词、词组，要考生跟读。马志学记住，自己其时没能仿照出一种独特的发音。日后他才知道，那是俄语和西班牙语里都有的大舌音。
风闻当年报考北外附的考生有好几万，张永彪的形象是一万来人。终究，该校1963年录取了小学三年级生151人、初一生160人、高一生97人。
“传闻抢先”
北外附坐落北京宣武区南新华街2号。
北外隶归于两层领导，既挂名北外，又隶归于外交部。开学典礼上，外交部教育司司长雷阳代表外交部说话。马志学清楚地记住，他说，同学们进这所学校，今后便是要当外交官的。
入学后不久，我们便发现，简直人人都是小学里的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些同学的高干和名人家庭布景也逐步流传开来。
刚开学时，实施语种混合编班，如初一（1）班由一个英语小班和一个法语小班组成。语文、代数、理化等科目是40人的大班上课，外语课是20人的小班上课，外教课则以10人一组的“小小班”为单位授课。
1964年9月，外交部录用时任总务司专员、基建处处长曾远辉兼任北外附校校长。之后，双语混编被改为按英、法、西、俄语种分班。
为了推广“环境教育法”，每一语种一座教育楼，各有自己的播音室，播映新闻、歌曲等，每天“轰炸”。凡进入教育楼，都被要求用外语沟通。
教育实施“传闻抢先”，很少有写作课，更不要说语法了。教师要求学生仿照，背诵，直至信口开河。
每个班都装备了两台录音机。学校还有专门的电教室，电教室里有若干间小录音室。每个同学的发音都被录下来，以此来校对发音。期中期末考试还有一对一的“面试”，作为总分的一部分。
在北外附，外语是当然的主科。有些课则被一些同学视作“副科”。
一天，由于课堂次序不太好，一位“副科”教师“发飙”了。他用教鞭敲敲讲桌，指着黑板上方贴的八个赤色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谁能翻译一下。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无人答复。地舆教师满意地说，此句的翻译是：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全班震慑。那一节的后半堂，次序出奇地好。
学校西南角的大礼堂期末有不同语种的文艺汇演。节目单一侧是中文，一侧是节目所用言语对应的外语名字。保留节目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进行的整体大合唱《团结便是力量》和《国际歌》。
1965年3月的外语晚会节目单。供图/北外附校校友办
学校实施“一条龙”的直升，但不合格者随时筛选。俄语班的王铁山记住，初一入学时，俄语方向有40名同学，到初三结束时只要36名，别的4名或被劝退，或被转学。
也有新同学转学而来，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外国语学校。
1965年，由于父亲调集作业，张援援从西安外国语学校转入北外附，刺进初三英语班。
还在他小学时，父亲就送了他一本英语读物，包的书皮上写着：送给援援的兵器。父亲希望他能够把握英语，日后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娴熟运用这个东西。
起先，北外附校忧虑他跟不上，计划让他进入初二英语班复读一年，他不服学校如此组织，坚持向学校请求仍然进入初三。陈珊珊回想，张援援其时在班级学习很好，特别说白话时非常自傲。
张援援觉得，与西安外附比较，北外附的政治气氛更浓。周六回家前，都要听教训主任训话后才干脱离。
教师们
外附的外语教师是从北外分配来的，以教大学的师资来教中小学生，可谓“大”材“小”用。
其时简直每天都有听写。一听到张永彪用他规范的伦敦音说“Let’s have a dictation”，我们就知道，听写又来了。
刚开端教这些零根底的初一英语班孩子时，张永彪需求一遍一遍地纠正他们的发音。他让每位学生都备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查看口型。
英语中的/e/这个音，我国北方语系中没有，许多学生一开端发不精确，而上海话中有这个音，因而上海人说英语就占了一些“廉价”。英语的双元音，例如/ai/、/ei/，触及两个元音的滑动改换，学生也很难把握。“th”更是发音难点，舌尖与牙齿有个很快的冲突进程。张永彪编了绕口令让我们重复念：“Then they think that they can see the train.”
其时教育部编写了一套初中英语试教本，从1963年秋季开端在有条件的全日制中学初一运用。但这套教材并不合适课时多、传闻抢先的外附，只能自编教材。张永彪作为英语教研组长，牵头担任了这一作业。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材以及国外的文章中选取合适的文章或阶段，编为课文，这便是同学们形象中的油印的“篇子”（单张教材）。
陈珊珊对张永彪上课讲的“lady first”形象深入。她觉得这是一个交心的准则，尽管班上的男孩子们下课后并不留意，总是一溜烟争抢着跑出去了。
63法语班被称为“老三法”，教师是司徒双。司徒教师个子不高，短发，很精干的姿态，脸上总是带笑。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著名画家司徒乔，先生完永祥曾任驻摩洛哥王国大使。她自己曾就读巴黎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曾是多所大学的艺术史教授。1963年北外法语系领导找她说话时，讲好的是三年轮换回系里，但15年后，她才回到北外。
法语有“小舌音”，便是小舌头振荡发声，有点像蝈蝈叫时颤抖尾羽。教师教同学们早上刷牙时含着水练，以领会那种“水音”。
在外附，每个语种都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外教，其时被称为“外国专家”。这种条件，当年许多大学的外语院系都还不具备。
每天早上，“成功20”“伏尔加”小轿车一辆辆开进南新华街的校门，把外教从友谊宾馆接来，上完课再送回去。其时我国教师每人每月薪酬56元，而据一位校友回想，外教薪水高达四五百元。
外教每周给每个小小班上一到两节课，首要教白话课，从语音语调开端，到对话朗诵。我国教师是依照教材上课的，但外教就不受约束了，常常天马行空。
英语班先后有三位英国外教，都讲一口规范伦敦音。其间一位叫亨特（其时译作“汉德”）。
吴吉星记住，有一次，亨特说，让我来告知你们我是怎样坐飞机从伦敦到我国来的。他说，“第一步，我走上飞机的舷梯”，边说边一步登上了椅子。再走到桌子上，说“第二步，我走进飞机了”。接着做出关门的动作，说“然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就飞了”。每句话都怠慢语速，连说好几遍。那节课，吴吉星记住了跟坐飞机有关的许多单词和句型，还学到了护照等常识。
西语班的蔡润国记住，其时他们班的外教是两位女教师，一位叫埃琳娜，别的一位叫玛露哈。埃琳娜是哥伦比亚人，发音很正。来自于中上层家庭的她，一头深棕色大卷发，冬季常穿一身驼色呢子大衣，在人群中非常显眼。
有时有同学上课开小差，外教会走到这个同学跟前，问今日是几号、星期几。数字是外语听力中比较困难的部分，同学们就得会集留意力了。
有时外教教我们歌唱，有时便是谈天，问今日天气好不好、小鸟叫了吗、今日吃了什么等等，任何一个人都要站起来说一通。
住校日子
外附实施寄宿制。1964年年头，经陈毅同意，外交部拨款70万元，在学校南侧建起了一幢兼有教育、住宿功用的小学综合楼，和一个学生食堂。
学生每月交9元的膳食费。刚进校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为了改进学生膳食，外交部副部长耿飚曾经过总参弄到一些在内蒙古捕猎的黄羊，分发给了外附的食堂。那段时刻，食堂简直天天变着法子做黄羊肉，每个人直到今日都还犹记各种不同做法的羊肉的味道。
中学部的男女生都住“潇湘楼”。每间宿舍巨细不同，从七八人到一二十人不等。要求被子叠成豆腐块，毛巾叠成小豆腐块挂在绳子上，毛巾、脸盆、鞋子一条线。
陈珊珊是班上的“标志性”人物，谁都知道她是谁，我们对她的形象都是艰苦朴素。她穿的许多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剩余的，有时还带着补丁。她曾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拿到学校来，许多同学都是用这辆车学会了骑车。
陈珊珊的宿舍总共10个女生，她按年纪巨细为我们安上名号。她是老七，是“七仙女”；吴吉星是老八，叫“杨八姐”。吴吉星翻出当年的笔记本，里边夹着一张1963年的贺卡，反面写着“杨八姐，新年快乐”，署名是“七仙女”。
学生家长一般不能进入学生宿舍探视。一日，陈珊珊急匆匆跑进宿舍，敦促我们赶忙动身，把床布收拾平坦，日子用具摆规整。
很快，张茜进来了。她问陈珊珊的床是哪一张，上下审视后提示她，洗脸和洗脚的盆要分隔（那时我们都只要一个盆）。她对我们说，女孩子要爱洁净，宿舍应该更整齐些。在场的女生们觉得她很严厉。
廖承志的女儿廖汀汀也是个大众人物。由于家庭的海外关系，她的穿戴一看就不是“大陆货”。全班去陶然亭公园的泳池游水，女生们大都穿一般的泡泡纱泳衣，只要她身着大赤色尼龙紧身泳衣。
四肢细长的廖汀汀是个运动健将，篮球、乒乓球、游水、田径样样内行，还会跳芭蕾舞。一天在宿舍时，廖汀汀问我们，你们看过《天鹅湖》吗？没有人应声。所以，她伸长手臂，双手相搭，摆了一个pose，然后哼起“四小天鹅”的音乐，自顾自跳了起来。没一瞬间，铃声响起，要调集了，我们纷繁出门，她却像没听见相同，仍然沉浸在舞蹈中。
廖汀汀一到年纪就写了入团请求书，心境特别火急。初三那年，她每周写周记，周一交给团支部。日记里不断地用其时的规范自我批评、反思，心里非常对立。
在其时的团支部委员霍秀珍看来，廖汀汀的家庭有两层布景，一是我国革新的前驱，二是海外关系许多，这两种特色在她身上都有会集反映。“坦白地说，是她的行为方法不能被其时的人们彻底接收。”
终究，廖汀汀在学校也没能入团。后来，她因病英年早逝，我们聚时提起，总是唏嘘思念。
“特招生”风流云散
1966年6月，学生们如常预备着期末考试。关于63级初中生来说，这也是初中最终一次期末考试了。同学们重复翻看习题，两两抽背单词。
一天，学校忽然告知，期末考试取消了，全校提早放暑假！我们都欢呼雀跃。
按原计划，他们应于当年9月进入高中部，但文明大革新来了。一切都被打乱。1967年夏日，学校开端部分康复上课，实施半响上课和走读。
10月的一天，一位生疏人在军训排长伴随下走进初三法语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干部。
被挑出来的二十余名同学每人发给两本法文版《毛主席语录》，要求第二天去机场迎候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第二日，同学们按要求上身穿绿戎衣，下身蓝裤子，左臂戴红袖章，胸前佩带毛主席纪念章，乘坐外交部派来的大客车抵达首都机场，在停机坪上列队。
参与欢迎仪式的董津义记住，周恩来总理到后，微笑着用法语和同学们打招呼，问我们知不知道croissant，我们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解说说，croissant便是牛角面包，月牙儿型，他在法国时每天就靠吃它度日。
达达赫总统走下飞机后，同学们向外宾献上“红宝书”，齐声用法语朗诵毛主席语录：“Les peuples du monde, unissons-nous.”（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后来，教师告知他们，周恩来总理说，外附学生是国家培育的外语人才，不能让学生把外语丢了，所以想办法找机会让学生们去读语录吧。
英语班部分同学曾去参与迎候东南亚领导人访华的欢迎仪式，用英语朗诵《毛主席语录》。陈珊珊记住，读的是“革新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高雅，那样镇定自若，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等句。
1968年，63级学生被分配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是最大一批，有60人，其他还有留在北京的、插队的、从戎的。一代“特招生”就此风流云散了。
父亲曾悄然对陈珊珊说：“国家早晚仍是需求外语人才的，你就留在家里学外语吧。”陈珊珊哭笑不得，心想，全国学校都停课了，一切学生都被要求不能留在城里空着双手吃闲饭，我怎样可能在家里学外语呢。她了解，这是父亲不放心她一个人去山西插队。
后来，陈珊珊去了北京军区部队当护理，把名字改成了丛军。
这前后，廖汀汀改名为廖青，张援援改名为张援远，吴吉星改名吴军，霍秀珍改名霍红斌。
初心与后来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破冰，我国与多个西方国家建交，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这时候，外语附校的人才储藏开端发挥应急效果。
外交部在遴派出国留学人员时，首要想到了这批学生。他们找到当年的教师引荐学生，参与外交部举行的学习班入学考试。
蔡润国回想，他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他的教师、教西班牙语的李德恩还与他保持着联络，鼓舞他不要抛弃外语学习。这时，李教师活跃引荐了他和其他一些同学。他参与了面试并经过了，但由于家庭原因，没能经过政审。
最终，外交部录取了五十余人，首要来自63年全国新建的外语学校，这中心还包含北外附英语班的张援远，法语班的董津义、马志学。后来连续遴派出国的还有丛军等人。
蔡润国与西语班同学李仲良一同，于1973年北外招生时进入大学。俄语班的王铁山经过外文局被遴派出国。
63级初中班中，英语班的丛军后来出任我国驻爱沙尼亚大使，张援远曾任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法语班的董津义曾任驻意大利和瑞士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马志学曾任驻科特迪瓦、卢森堡等国大使；西语班的蔡润国曾任驻厄瓜多尔大使，李仲良曾任驻赤道几内亚和乌拉圭大使；俄语班的王铁山曾任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
此外，还有多位同学进入外交口作业。吴吉星在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作业，后在我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馆作业。
其他城市的外语附校，也出了大批外语人才。以上海外国语学校为例，仅63级初中英语班，就出了8位外交官，包含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原部长杨洁篪，外交部原副部长王光亚，现任我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更多的学生尽管没有进入外交口，但仍从事着与外语有关的作业，如霍红斌曾在北京皇城根小学做英语教师。
霍红斌告知《我国新闻周刊》，由于前史原因，这些附校远没有到达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初衷和希望，也只要很少一部分同学完成了当外交官的愿望。可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同学，不管阅历了什么艰难困苦，后来大部分都成了所内职业的主干和精英。由于附校给予他们的不只是在改革敞开初期稀缺的外语才能，还有更高的起点和志趣，以及在国门翻开之前比其他人早一步触摸多元文明的视野和熏陶。
张永彪于1978年脱离外附，去往教育部作业，曾任教育部中学司副司长，后出任过国家督学和处理督学事宜的督导办副主任。
1983年的一天，其时任中学司教育处副处长的张永彪从司里接到一份部里交办的文书，内容是北外请求停办附校的陈述。他觉得伤心和惋惜，但也能了解，许多教师在附校奉献了多年，希望能回到北外，而且，改革敞开之后，这种举国家之力、不计成本的高投入形式也不再习惯局势了。
1988年10月，这所学校停办。
进入21世纪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采纳国有民办的办学形式，举行了北京市北外隶属外国语学校（2018年12月后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隶属外国语学校”）。新校址坐落北京西二旗。
不过，在许多老校友心中，记忆犹新的仍是他们心中永久的老北外附，特别是“文革”前那个坐落平和门外的青青学校。有位校友曾这样描绘：
平和门南边有个学校，八十多年前叫做国立女子师专，是鲁迅和周作人教过书的当地。学校不大，修建满是洋式，有木地板和拱廊。楼与楼之间的花园也是洋式的，竖着方尖碑和六角型的石柱，还竖着一座钟架子。石碑上刻了许多名字，是勇士仍是捐钱的就不得而知了。学校里有很多燕子和蝙蝠，不知来自何处。有一回，我钻到楼顶的保温层游玩，摸到一手鸟粪，算是有了答案，而那些倒挂着的黑鸟也确系蝙蝠无疑了。
写下这些回想文字的，是作家刘恒。他也是1963年入校的，读的是小三俄语班，其时的名字叫刘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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